周末与禾大壮及上海的老猪坐在茶馆里谈起今年的墨脱，又想起了关于西藏的点点滴滴。忍不住要写些乱弹的文字，讲讲关于自己知道的西藏。

最早有关高原的描述和故事全部来源于我姑姑的一家人。我的全家都是喝着湘江水长大的，姑姑60年代支边到了西宁，嫁给来自陕西的姑父后就一直在青藏高原工作，直到前些年去世。从姑姑写给奶奶的信里知道高原上空气稀薄，没有蔬菜，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工资比内地要高不少。信封上的落款永远是德令哈路XXX号，这个地址对于10岁的我印象极深刻，因为那时的我不能理解这个奇怪地址的含义。分明是西宁市的地址，为什么要用一个名字奇怪的城市来命名一条街道。

姑姑和表哥表姐们来北京时脸上都有两块红晕，他们叫她高原红。而且在高原生活多年后，他们的模样和我早先的记忆有了很大的不同。姑姑告诉我，只要在高原生活久了就有这两块红晕。学医的表姐给我解释高原红的成因，我也之能听得似懂非懂。晚上听他们和父母聊天，听他们讲述高原的工作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最痛苦的事情是没有新鲜的蔬菜，所有的人都有便秘的毛病。那时候在北京几分钱一斤的大白菜是来自高原人们的美味佳肴。每年奶奶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收到来自姑姑的汇款，一般都是100元。爸爸从邮局取回来交给奶奶，那是10张10元的大团结。对于80年81年前后的内地人，那可是很大一笔钱了。我印象里当时一台国产的飞跃牌12寸黑白电视也才120元左右。不过那时的我还全然不能理解高工资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儿时对《农奴》等几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印象也颇为深刻。尤其是对贵族杀死达娃，用她的皮做鼓的情节尤其令我和一帮小伙伴们觉得头皮发凉，恐惧无比。

84年姑父因为癌症被转到北京的301医院治疗，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姑父是个老青藏，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贡献在那里，是最早到高原工作的学生干部之一。第一次听到藏族人糌粑是怎么制作的；藏族人如何以袍子上的油多为财富的象征；班禅经过青海回西藏时的盛况以及藏族人的宗教狂热。十几岁的我委实理解不了藏族人为什么要把一张张钞票铺在大师脚下以换取摸顶的机会。藏区的风俗和文化连同大堆的问题就此留在脑海里，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忘。

高中时代的死党父母都在青海工作，一个是勘探石油的，一个是研究青藏铁路的。20多年前听到要把铁路修到拉萨简直比天方夜谈还要离奇，两个人打开地图还装摸做样地研究了一翻。我那死党从小生活在高原，上了中学才到北京寄居在姨妈家里，对高原生活的艰苦程度有切身的感受。学校搞了个关于“感谢父母恩”的作文大赛，死党写了篇很小的时候在高原过生日的文章。说妈妈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死活要吃一顿饺子。高原工地上没有新鲜蔬菜更不能保存鲜肉，妈妈问他能不能用鸡蛋面代替。我那死党当即大哭大闹，满地打滚，非要饺子不可。妈妈想尽了各种办法搞到了一只西葫芦，开了两盒午餐肉罐头，终于给他包了饺子。“饺子很好吃，一共有17个，全被我吃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文中的这句话，两个少年还为此感动了自己一把。我是校刊的编辑，颇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地为死党的文章加了个类似编者按的东西，讲了几句诸如：那17个饺子是用母亲的心包成的之类的话。如今真到了养儿方知父母恩的年纪，回头发现那段文字确实滥情到令自己要吐出块肺的程度。那饺子的滋味现在想来应该是五味杂陈，欲说还休。

高考完毕，我和死党兴高采烈地买了两张火车票逛荡了50个小时到了西宁。高原的阳光和蓝天是纯粹的，如同那年轻的心。穿越了柴达木盆地，走过了万丈盐桥，第一次看到昆仑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两个十几岁的少年站在青藏公路边面，听着自己的心跳，对着雪山发出嚎叫，青春的荷尔蒙与热情一起在蓝天下飘荡。在格尔木的长途汽车站见到了姑父说过的满是油渍的藏袍；被阳光烧灼得黝黑发亮的面庞；身上缀满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宝石的藏族少女；腰里别着长长藏刀的汉子。一把银色刀鞘上镶嵌着红宝石的藏刀无限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跟随着那个藏族汉子走出去几里路，搞得他不断地回头看我，以为要对他图谋不轨，几乎要拔刀相向。两个人在毕业前的夜里，在宿舍中冥想，一辈子要实现的100的梦想应该是什么，然后认真地写在本子上。西藏是众多梦想中的一个。无数次的央求死党的爹妈，想搭勘探局的顺风车去拉萨，却被死党母亲以安全的原因无情地镇压了！

拉萨终于没有去成，只是在藏区的边上转了一圈。但是湖水深邃的蓝，天空透明的蓝，雪山耀眼的白和无限的诱惑永远定格在年轻的心里。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与死党相约一定要一起去拉萨。

再次听到关于西藏的故事已经是大学里了。我的一个留校工作的大师兄给我讲他在西藏的种种故事。这个老兄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超过35岁的人上大学的年代里有一个叫“讲师团”的东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西部志愿者组织”。不过可以参加的人员都是各个大学选择的优秀毕业生和入党积极分子之类。在那个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的年代，选择晚一年参加工作到老少边穷地区去当老师还是需要些勇气的。毕竟和现在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同。

这老兄已经在江西萍乡的一所中学里当了一年的中学老师。回了北京不到3个月，发现下一批人的目的地是西藏，肾上腺素就禁不住如滔滔江水般奔腾。对一个心中充满冒险冲动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于是连夜写了份申请交到学校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再“锻炼”一年。这样的表态校方当然是当成典型，又是鼓励又是表彰。这老兄可谓是狗运亨通，在去拉萨的飞机上和当时自治区副书记热地坐在一起，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雄辩的口才彻底让副书记认定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下了飞机就被直接安排进了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而学校带队的学生处长大人在贡嘎机场朴出机舱就头晕目眩，险些一头栽到舷梯下面，立刻被送去抢救，当天便被送回北京的家中。处长大人就住在我家楼下，何况学生处长这个角色干的多半是四处张贴处分、开除学生布告的工作。每每说到此处，大师兄的脸上就是洋溢的坏笑。

师兄被分配的工作听起来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到大昭寺去教喇嘛们学习英语。而实际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喇嘛们的一举一动，定期汇报他们的思想动向。年轻喇嘛们和任何年轻人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和知识充满好奇和渴望。喇嘛们会偷偷收藏女明星们的照片。而来源则是五花八门，有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有整张挂历，还有从印度带过来的明信片等等，无一例外地藏在褥子下面。师兄对此也是见怪不怪，从来不会向老喇嘛举报这些事情。随着彼此间信任的增加，小喇嘛们开始放肆起来，甚至与他讨论起男女之事。在师兄的描述中，布达拉宫的辉宏，大昭寺的圣洁，天葬的神秘都逐渐具体起来。还清楚地记得师兄形容的拉萨三大怪：厕所身带，野狗四处窜，公共汽车郊外站。在那个还是相对封闭的时代，西藏的一切都似乎是传说中的故事甚至是一个传奇。每段语言都可以激发我无限的遐想。

拉萨暴乱时，大昭寺的年轻喇嘛没有一个上街闹事。师兄的工作被政府的高层一致认可，又是立功又是入党，回到学校时俨然是一副英雄的模样，被众人景仰，也成了重点培养对象。那个多事的初夏之后，身在美国的他却一去不回。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在6年以后的香港。师兄已经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的头牌经纪人，有了自己的别墅，名车，酒窖，盛情邀请我有机会去他家里做客，享用他储藏的名酒。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来圆我西藏的梦想，还被他大肆嘲笑了一翻，说我是舍不得外企的工作，没有点男人的样子。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大学的校友，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候却悄悄地对我说，让我劝劝他：“不要在那么卖命的工作，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他现在每天回家都喊累，几乎就象一滩烂泥一样的睡去。而第二天早晨又象个没事人一样，打上领带，穿上西服继续去上班。他也总是说不干了，换个工作，可是那东西就象是毒品一样的迷惑他。我真担心他那天就不行了，还要钱干什么用。男人不听女人的劝，你跟他说说可能好使！”

4年之后的一个午夜，我被手机的铃声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边传来的是师兄太太的哭泣声：“他死了！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上午11点多他一头栽在键盘上就去了！”我已经去过西藏，还没来得及和他交流彼此的感受，也没机会去品尝他珍藏的葡萄酒。挂了电话，一个人呆坐在黑暗的床上，不知道他的天堂里是否也有透明的蓝天和辉煌的宫殿，那些当年的小喇嘛是否会为他超度。

高中时代的死党在我们约定去西藏的前一年的夏天为情所困。在雍和宫桥下的护城河边和我一直聊到天亮。那时他的父母都已经从高原回到了唐山，几十年天各一方的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但是无论家人，那17个饺子，还是西藏的梦想都没能让我留住他。20天以后他追随已经嫁为人妇的前任女友去了美国。我开车去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里收拾东西，那小子唯一要带走的是为女友拍摄的一大纸箱照片。开口要跟我说那17个饺子，话出半句就痛哭流啼，泣不成声。

关于西藏最初印象的那些人一一消失在记忆里。9个月后我要再付她的约会。